▲浙江溫州蒼南縣的“黃氏宗祠”。圖/社交媒體視頻
(資料圖片)
近日，浙江溫州市蒼南縣靈溪鎮陡門頭“黃氏宗祠”將被拆的相關帖文引發關注。據潮新聞報道，蒼南縣靈溪鎮相關負責人解釋，該宗祠涉及大面積違建，無法整改，打算結合公園規劃遷建新址，實現與城市風貌相協調，這個方案也得到了黃氏宗祠理事會大部分人的認可。
根據資料顯示，2012年，當地村民曾自發拆除有150多年歷史、面積800多平方米的黃氏宗祠，為道路拓寬工程“讓道”。如今的黃氏宗祠落成于2016年12月。而其所在的陡門頭村，開村已有近1200年。
從目前信息來看，黃氏宗祠并非“歷史建筑”，蒼南縣有關單位也表示，該祠堂并非文物保護單位。不過，也有網友提出，“即使不是歷史建筑，也不應該隨意拆除”。
雖然事件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厘清，不可妄下結論，但輿論反應仍揭露了一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：如何對待祠堂這一傳統事物。
祠堂是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，也承擔著婚喪嫁娶的場地功能，族人商量宗族內部事務也常會在祠堂進行。舊時祠堂也常是學堂，承擔著族中子弟的啟蒙。它所凝聚的是由同一個祖先所生、自成系統的血緣親屬集團與地緣組織統一而成的宗族組織。
在歷史上，祠堂曾因頻繁戰亂而飽經滄桑。相比之下，戰亂更為頻繁的北方，如今祠堂已經非常少見，而在戰亂相對較少的南方，許多村落都是從北方南遷而來并逐漸聚居而成，更重視通過祠堂來“把根留住”。因此，浙江、福建和廣東都是宗祠最為密集的地區。
舊時祠堂乃至宗族社會，當然有阻礙歷史進程的一面，它對封建宗法的維護，對個體權利的打壓，使之早在晚清時期就成為被批判對象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它也有著正面作用，象征著宗族的團結，承載著宗族的守望相助和敬畏之心，也記錄著代際傳承。一座座祠堂背后的穩定社會組織，共同維系著社會的整體穩定。
▲游客在重慶市云陽縣鳳鳴鎮黎明古村參觀游覽彭氏宗祠。圖/新華社
20世紀80年代以來，中國社會逐漸加強了對祠堂等歷史建筑的保護，“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”，將祠堂作為增強凝聚力的場域。隨著經濟的發展，人們也熱衷于修繕或新建祠堂。
正因為這樣，祠堂文化在廣東、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發達省份反而更為興盛。僅廣東潮汕地區的揭陽市普寧縣，就分布著六千多座祠堂，維系著當地民眾的鄉情，也維系著海外游子的鄉愁。
事實上，也正是祠堂文化，帶動了各種文化遺產的保護，并讓年輕人也投入其中。比如，廣東順德當地的龍舟、醒獅、武術和美食等文化，均與祠堂文化有密切關聯，有著文化層面上的互通。
不可否認的是，祠堂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必然會面臨城市擴張和現代化建設需求的沖擊，這些年來也有不少祠堂遭遇被拆除的命運。但祠堂與城市化進程之間，并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，相比一拆了之，對二者進行平衡，保護民眾的鄉土情懷，是更為妥帖的處理方式。
從物理形態上來說，著名的廣州獵德村仍在高樓大廈間保留祠堂，在寸土寸金的深圳，祠堂也是水泥森林中的點綴。在不少地區，雖然村民早已搬到新村，住上敞亮的新房子，可仍然習慣每天聚在舊村老祠堂里聊天下棋。
從文化層面來說，祠堂在許多地區的努力嘗試之下，早已成為鄉村振興的載體。比如，廣東佛山三水區的白坭鎮，就積極構建“祠堂+文化”這一載體，民眾去祠堂里讀書看報、唱曲下棋，早已成為重要的生活方式。
這次黃氏宗祠事件所在的浙江蒼南縣，也曾有過成功經驗。鑒于該縣存在不少違建宗祠，村子之間存在攀比之風，該縣于2014年開展祠堂整治工作。2015年，該縣因將199所農村宗祠成功改建為農村文化中心，在其中開展與宗族文化貼近的傳統文化活動等相關經驗，被收入全國宣傳干部培訓教材。
從這一點來說，不管祠堂是歷史建筑還是近年新建，當地這樣秉持尊重民風民俗等原則，通過協商等方式將之妥善利用，或許是更為經濟和有效的方法。
撰稿 / 葉克飛（專欄作家）
編輯 / 徐秋穎
校對 / 盧茜
